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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抗議「以暴制暴」 學者憂成恐怖事件

香港「反送中」示威者抗爭模式不斷升級,不合作運動由堵塞道路和圍堵政府部門,提升至8月中兩度致香港機場癱瘓,示威者使用的抗爭工具亦由過往的雨傘和零碎的磚頭,演變成汽油彈、縱火、氣槍和大型彈弓。而香港警察近距離施放催淚彈以及在地鐵站發射催淚瓦斯,也令全世界震驚。

示威者形容稱,這是因為香港政府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,而將行動升級,但他們近期的行為招致各方批評,特別是示威者在香港機場阻止聲淚俱下的旅客乘坐飛機,以及在機場毆打一名持雙程證的中國男子和一位《環球時報》記者等行為。

香港政府及警察予以強烈譴責,中聯辦形容這些示威者已經與恐怖分子的暴行無異。香港民主派議員表示,不能夠接受示威者傷害他人,但認為年輕人會自行反思,強調這些暴力是被警察的暴力逼出來。

但專家稱非暴力抗爭和不合作運動,均要思考如何爭取公眾支持,暴力行動只會令政權有借口以暴制暴,令公眾遠離運動。

在8月13日晚,佔據機場服務大廳的示威者先後包圍兩名大陸人,其中一人因被懷疑是大陸公安,示威者便對其拳打腳,但BBC中文未能證實其真實身份;而另一名《環球時報》記者,則被搜出藍色「我愛香港」的衣服而被毆打和捆綁示眾。

在機場衝突發生以後,前線示威者被指對大陸人士「公審」和「私刑」,以及為了從警察手上奪回被捕人士,而毆打一名警察,這些行為觸發不少批評聲音。

香港政府發聲明,稱「暴徒行為變本加厲」,毆打旅客、記者和襲擊警務人員,「暴力行為遠超文明社會底線,令人髮指」,予以最嚴厲譴責。香港建制派議員、中國官媒及社交媒體也加大譴責的力度。

中聯辦形容這些示威者已經與恐怖分子的暴行無異,又指示威者已經撕下所謂「和理非(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)」的假面具,嚴重侵害他們的正當人身權利,嚴重影響香港國際聲譽。

示威者把《環球時報》記者綁起來,做法引起爭議。示威者與警方衝突以外,也發起過大大小小的不合作運動,由運動初期的堵路、包圍政府機構,到後來癱瘓公共運輸以至近期癱瘓機場。

香港示威持續接近三個月,目前還未有平息跡象,影響民生經濟的程度亦逐漸浮現,香港旅遊業和零售等行業,均遭受打擊。

示威者認為現在是以香港經濟作賭注,以換取政治改革,但無可否認,許多市民受到影響,當他們發起不合作運動時,經常出現普通市民、旅客與示威者對罵的場面。

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社交媒體表示,示威者的行為是暴徒在國際社會面前揭下「和平面具」,促請民主派議員割席和譴責傷害他人的暴徒。

然而,香港民主派傾向以「檢討」取代「譴責」,部分示威者也發起道歉行動,為當日的行為和為旅客帶來不便道歉。

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,不能夠接受傷害他人身體的舉動,但指示威者的行為是因為警察之前使用的暴力太恐怖,以產生「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」的情緒。他強調自己不會與示威者割席(切割)。警方日前承認,曾經有警方人員混入示威者,加上大陸派員干預的傳言四起,示威者在現場不斷擔心身邊的人是臥底。

香港示威者強調自己是行使「武力」,而並非「暴力」,是面對警方全副武裝鎮壓, 他們不得不採用「武力」還擊或為逃避被捕的自衛。

美國和平研究所的「非暴力計劃」總監瑪麗亞‧斯特凡納(Maria J. Stephan)對BBC中文表示,當示威者使用暴力,會觸發更大的以暴制暴,阻礙大眾參與,短期內的確可以吸引媒體眼球,但長期來說,這會令那些不希望參與暴力活動的人士,失去參與的動力。

「許多政府會鼓勵一些臥底破壞分子(agent provocateurs)在一場非暴力運動中挑起暴力,以合理化他們以暴制暴和打壓,所以制定運動行為守則和原則非常重要。」

她說根據她們的研究,九成的倡議運動中,政府會以一定程度的暴力去應對非暴力示威。這些暴力是可預期的,活動人士能夠控制的是如何應對暴力。「在這個情況下,非暴力紀律和集體消費杯葛和留在家中等策略性運動,以及一些長期策略計劃是特別有用。」

示威者8月5日發起罷工、罷課、罷市的「三罷」行動,並在七個地區發起集會。示威者與警察在多處發生衝突。

瑪麗亞‧斯特凡納說,很少證據證明,一場混雜著暴力和非暴力的運動可以成功。她引述研究稱,過去330宗大型暴力及非暴力運動中,非暴力抗爭成功率是53%,暴力運動是26%。

研究香港抗爭運動和在香港執業的律師戴安通(Antony Dapiran)則對BBC中文表示,不應該只關注示威者的個別行徑,而忽略更廣泛的問題,當中包括警方做法及政府回應。

「示威者不是毫無目的地行動,起初的回應是針對政府建議,之後針對政府及警方對示威的回應,當中有清晰的因果關係,政府沒有回應示威者,也未能承認對示威的定性錯誤,令示威持續和升級。」

他指出,示威者已明確表示是對政府沒有聆聽訴求而感氣餒,並指出是特首林鄭月娥告訴他們和平示威沒有用。

但瑪麗亞‧斯特凡納說,一場示威成功的運動最重要的是公眾持續的參與,當中需要線下建立關係和集體行動,而「非暴力抗爭」成功的原因,是因為平均來說,可吸引比暴力抗爭11倍的人參與。

「參與度很重要,示威者的策略如果打擊社會廣泛參與,或導致運動失去本土或國際支持,或會有負面後果。一場運動維持到非暴力紀律,一般來說,與高度公眾支持和參與度有關。」

瑪麗亞‧斯特凡納說,香港這場民主運動並非「沒有領袖(leaderless)」,而是「充滿領袖(leader-full)」,社交媒體活動成功加大了線下的動員,一度有上百萬人上街,「這是重大成就」,亦有許多人在街頭設置連儂牆等傳播訊息。

她舉例,波蘭、智利、韓國、突尼斯等,均是透過罷工、杯葛及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施壓挑戰專制政權。她說,研究發現,即使這些非暴力運動失敗,也有助於民主發展,「這些方式可以破壞現狀,向在社會、政治及經濟層面向政權施加壓力,但與此同時,對話、談判及建立和平的手段同樣需要,以建立強大的聯盟。」

她承認,這些做法還是會對社會穩定構成風險,但要反思社會穩定的根基是什麼,「一個侵犯了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地方可否稱為社會穩定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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